张惠雯 |
文/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
从2003年至今，青年作家张惠雯写短篇已经写了20年，她没想到自己居然在写作这条路走了这么久，并将继续走下去。她生于1978年，祖籍河南，1995年赴新加坡留学，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毕业后，2010年移居美国，现定居波士顿。旅居海外的生活激发了张惠雯用母语写作的冲动，她用中文创作来缓解语言上的“乡愁”。
(资料图)
2003年，张惠雯的《徭役场》获新加坡国家金笔奖，也正是在这一年，她开始明白“什么是小说”，而在此之前的写作，更多处在一种实验和混沌状态。2005年，张惠雯的《水晶孩童》再次获新加坡国家金笔奖，随后被评委余华推荐给《收获》刊发，正式踏入了文学圈。
从早期模仿沈从文的《古柳官河》，到寓言式小说《水晶孩童》，从写还乡故事的《飞鸟和池鱼》，到书写生活在美国南方的中产华人的《在南方》，张惠雯的写作和她的生活轨迹息息相关。她的写作随心所欲，小说风格基本根据主题来决定。她自言对写作没有多大的“抱负”，纯粹为了自己的热情和快乐而写。这种完全听从于内心的写作，让张惠雯从中发现了生命的有趣和意义。
近日，张惠雯新作《在北方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，其中收录了9部短篇小说，主人公多是生活在清冷的美国北方的华人中产阶层。从相对富足的日常生活中展开，张惠雯以自己对风景、天气等自然元素的敏感营造小说氛围，又用克制而精确的笔法渐次推进人物心理变化，抵达人性深处。她的小说没有离奇的情节，也没有太多的戏剧性，更多的是日常中的“小事”。
在小说家徐则臣看来，每位作家的写作都像驾驶一架飞机，有的作家需要经过漫长的助跑后才能起飞，而张惠雯的写作基本上是直升机式的原地起飞。“她的小说，在我认为没有戏的地方开始拔地而起，因为很多小说看起来没有特别强烈的戏剧冲突，故事脉络起伏也不太大，而这种原地起飞，恰恰是一种巨大的能力。”
张惠雯认为，以前的新移民作品写的多是如何在异国他乡打工生存，而《在北方》聚焦的是海外华人中产阶级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的心灵问题。孤独和女性主义是她的两个创作关键词。虽然她写的是华人移民的生活，但大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相似的，比如家庭关系中的困难、婚姻关系中的挣扎，如何保持自由和独立，等等。“不管在中国、美国还是欧洲，女性面临的问题也是类似的，怎么从家庭关系和母子关系中保持自己的完整性、独立性，这是不分地域的问题。”
谈写作
“乡愁让我开始用中文写小说”
羊城晚报：回想写作这20年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？
张惠雯：最大的感触是自己竟然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现在，而且显然还会走下去。写作应该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发现，如果没有这个发现，我可能觉得生命并不怎么有意思、有意义。
羊城晚报：新加坡的这段生活经历，对您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从热爱文学的读者到自觉的写作者，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？
张惠雯：这种转变有个前提，就是新加坡的大学特别自由，我有大量的时间读闲书。当时一周大概只有16个小时的课，课余时间我大多在文学院的图书馆度过。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思乡病，突然到了英语的环境，乡愁里就有了和母语分隔的痛苦。这种痛苦让我产生了逆反情绪，越是被迫和我的语言分离，我就越爱它、珍视它，于是开始用中文写小说。那时写的是乡土小说，想写类似《边城》那样的田园牧歌、挽歌。但大学时的写作是绝对的习作，没找到自己的路，对小说的理解也不深。
直到2000年大学毕业后回国，偶然的机会，我在哥哥家读到米兰·昆德拉的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。很难形容我掩卷后的那种震撼，一夜无法入睡，觉得自己发现了小说的新魅力、新面貌和新方法。后来，我找了所有能找到的昆德拉的作品来读，他的小说理论对我影响也很大。因为昆德拉，我开始喜欢现代派文学，并重新理解了一些古典派作家。虽然也还是青涩的探索，但从2003年开始，我觉得是我写作的真正起点。
羊城晚报：您喜欢的作家很多，除了昆德拉，还有福楼拜、乔伊斯、普鲁斯特、契诃夫，等等，这些作家对您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？
张惠雯：细说的话，有太多可以展开：语言、调性、风格……但最根本的是他们影响了我的写作观。他们让我明白，小说首先应该是艺术。当我们评判其他艺术品譬如绘画、雕塑时，第一标准是艺术审美，而不是其他功用。评判文学也应该这样。如果艺术上失败，其他功能也不成立。我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去写作的。
谈新书
写小说的人应该抑制表达欲
羊城晚报：《在北方》收录您近三四年写的9部短篇小说，聚焦生活在美国北方新英格兰地区的中产阶层。这9个故事，在编排上有特别的构思吗？
张惠雯：倒也没有。就是把近年来主题较为接近、地理背景统一的篇目结集。编排目录顺序时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把《玫瑰，玫瑰》作为最后一篇。我觉得它应该是“压卷”的一篇，因为完成度最高。
羊城晚报：《在北方》之前，您还出版过它的“姊妹篇”《在南方》，当时您生活在美国南方温暖的休斯顿。而写《在北方》这里头的故事时，您已经搬到了波士顿。您的文学创作和个人生活经历，是一种怎样的关系？
张惠雯：我的文学创作和“迁徙”相关。如果不是少小离家，可能不会对母语写作有如此的执念，也不会写这些移民题材的小说；从美国南方迁徙到北方，则有了《在南方》和《在北方》，故事、人物的气质还是有变化的；而没有离乡，也不会有还乡，也就不会有《飞鸟和池鱼》里的还乡故事。我很少在小说里写自己具体的经历，但我所写的故事背景和生活轨迹息息相关。
羊城晚报：《二人世界》和《沉默的母亲》，都精准写出了成为母亲后的细致变化。如果不是成为母亲，不可能有这么切肤的体验。写小说也是您表达欲的出口吗？
张惠雯：很多为人母的女性朋友对这两篇小说表示感同身受。如果自己没有成为母亲、亲自抚育孩子，不可能有这样切肤的感受，也不太可能写出这些细节。身为母亲的经验和巨大的身心变化，大概是唯一一个不经历就难以描摹的经验。
不过，不能说写小说是表达欲的出口，只能说作者在写小说时会动用自身的某些经验。事实上，写小说的人应该时常抑制住表达欲。如果小说作者过于以自我中心、太爱表达观点和感受，就容易沦为宣泄或说教。只有当自我的经验、感受能和他人的经验相契合、呼应，才能唤起他人的共鸣，这种表达才是小说的、文学的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普世性。
羊城晚报：《黑鸟》这篇小说表面上好像在讲男女双方在亲密关系中的金钱观不一致，但与其说这是中西方的文化冲击，不如说是两性对这段关系/情感的认知差异。就像您在新书分享会上说的，您更希望写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，不管是美国人、欧洲人，还是中国人。写共通的情感境况，可以说是您创作的内核吗？
张惠雯：可以这么说。我喜欢写人类内在的、相通的东西。东方人、西方人，我们在人性上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。英国小说家康拉德说文学能够唤醒人的感受力、人类风雨同舟的感情，我非常认同。
谈“抱负”
一边写作一边做家庭主妇
羊城晚报：您提到，您写短篇重点在人，不在离奇的情节，也不追逐热点，而是将生活的东西变成好的短篇小说。您心目中的好短篇是怎样的？
张惠雯：对，我不追逐离奇的情节和话题性的题材，甚至会刻意回避，这些东西太激烈喧闹，会造成干扰，遮蔽那些更好的、属于小说的品质。诗人罗伯特·弗罗斯特这样定义诗：“一种暂时的安宁稳定，对抗混乱喧嚣。”我认为好的短篇小说也如此，它是小说里最接近诗的：艺术感、印象主义、瞬间的凝固……我写日常生活，但并不是写它的“日常”，而是溢出常规的那一瞬间、稳定中的动荡，总之，要找到日常里的那点儿奇异之处。好的短篇小说，应该能够唤醒人的感受力；它要有像音乐一样的回旋性，能在你脑海里留下盘旋不去的东西；它也必须耐读。
羊城晚报：之后您考虑过写长篇吗？在写作上，您有什么抱负吗？
张惠雯：目前还没有写长篇的具体计划，但也许以后会写。可能对写小说的人来说，一生之中，总得写个长篇，否则会觉得有点儿遗憾。但我想，我最多写一部或两部，我不会很喜欢那种苦活儿。如果抱负是指“成就”的话，我想我在写作上没什么抱负。写小说对我来说就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，希望能一直写下去，保持住这种热情和快乐，偶尔能写出一篇让自己满意的小说。
羊城晚报：全职主妇的生活充满重复和琐碎，所以我很好奇，您的生活状态和写作状态是怎样的？
张惠雯：是的，家庭主妇要做的事情多且繁琐，而且这些工作的效果不那么明显。有时忙了一天，看起来又像什么都没做。不过，上班也有上班的累和压力，何况不少女性既要上班又要分出时间照料孩子和家庭。作为家庭主妇，我没有太多可抱怨的，而且我喜欢在家待着，很宅。
刚有孩子的两三年，我的写作基本停下来了，因为孩子小，每天都在身边，这是一份24小时的工作，非常疲惫。三年后，孩子去幼儿园，情况就有所好转。他现在读小学，我的时间和自由就更多了。虽然孩子上学以后，我还需要处理不少家务和杂事，但看书、写作的时间还是有一些。另外，我们家带娃的分工比较明确，我和先生每晚轮流带娃，每人每隔一天就可以有个属于自己的晚上。所以，目前觉得生活和写作平衡得还可以。
做家庭主妇，如果没有保留自己的一点爱好，或者说自己没有在做些事（哪怕是很小的事），可能会有身份焦虑，除非你真的非常喜欢料理家务。我得益于可以在空闲时写作，而写作和居家很契合。简·奥斯汀和埃米莉·狄金森都是边料理家务边写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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